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好像在作夢一般。1月29日到2月6日，九天的赴日參訪行程，說長不長，說短倒也不短，在這些日子以來，我有幸與台灣最優秀頂尖的傳播學子一同交流，體驗異文化的衝擊與洗禮。
蟲之眼 & 鳥之眼──微觀與全觀兼具的「讀賣」格局
|
因應數位化的潮流與衝擊，讀賣新聞也推出電子版的YOMIURI ONLINE |
首日的參訪單位，即為本次行程的重頭戲。一早，我們來到讀賣新聞的東京總社，「讀賣」一詞的由來，源自於江戶時代的「瓦版」。成立至今，讀賣新聞已有138年的歷史，更為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全國性大報，每日發行量高達1400萬份，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其影響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即便讀賣新聞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地位，最讓我訝異的，莫過於它營收的模式與結構。
相較於歐美報業與台灣報業依賴廣告為最大宗的收入來源，讀賣新聞的獲利有60%來自報紙銷售，僅有20%的比例為廣告收入。在這樣的營收模式下，讀賣新聞具有相當的自主性與獨立性，可避免財團與政府的干預和介入，更遑論台灣報業普遍可見的置入性行銷（product placement）。而在與石原先生的研討交流之中，更能感受到他們身為記者的責任感與榮譽心，記者在報導新聞之前務必確認再三，絕不會直接引用他人的新聞。在此，石原先生也特別呼籲台灣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應該要先做好確認的工作。
另一個我覺得特別的地方，是讀賣新聞於1992年成立了「醫療信息部門」，相較於一般的社會線、政治線，醫療部門提供專業的醫療訊息予讀者，將一些艱深的醫療資訊，轉換為一般大眾都能瞭解的報導，幫助宣導正確的衛生訊息，藉以提升國人的健康水準，同時穩定社會民心。此外，讀賣新聞也透過多角化經營的方式，發展有利於報業的事業，例如成立獨賣新聞交響樂團，組建職業棒球俱樂部的「讀賣巨人隊」。藉由將報業與棒球綁在一起的整合營銷策略，從而也奠定了讀賣新聞銷售量歷久不衰的局面。石原先生打趣的說，在新聞報導方面我們嚴守客觀中立，但在棒球上我們是全力支持讀賣巨人隊的。
媒體巨擎──日本NHK公共電視台
|
寓教於樂的NHK Studio Park News，讓你親身體驗一日主播的樂趣 |
NHK雖然身為公共電視台，但卻是日本最大的媒體機構，不論是在從業人數、企業規模，以及營收獲利各方面，台灣的公共電視台（TBS）皆難以望其項背，其經費來源更與台灣公視天差地別。台灣公視在商業電視台的夾殺之下腹背受敵，每年依靠政府補助的9億元和企業與民眾的捐款咬牙苦撐，卻仍須肩負製播優良節目的使命，維護多元的公共利益。反觀日本的NHK，其獲利來源主要是向民眾徵收收視費，根據調查指出，在2010年時，NHK所徵收的收視費高達6,550億日圓，再加上其他的獲利來源，NHK一年的經費來源相當於台灣公視的276倍！
從讀賣新聞與NHK的經營模式我們可以發現，剔除政治與財團的箝制，媒體才得以真正展現第四權的價值與精神，就因為經濟的獨立自主，媒體無須向廣告主低頭，新聞可以不用淪為廣告論斤販售，記者也不用為了業配新聞喪失理想與人格。筆書於此，我突然想起在日本民家寄宿的那一晚，民家的人們知道我們都是新聞傳播科系的學生，將來要以「記者」作為人生志業，皆豎起大拇指稱讚我們，那種讚美絕無虛假，即便語言不通，你仍能從他們的眼神和肢體語言中，感受到他們對於新聞從業人員的敬佩與尊敬，也讓長期身處台灣媒體亂象的我們汗顏，內心衝擊的聲音就此迴盪不已。
比較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日本媒體從業人員的男女比例。不論是讀賣新聞或是NHK，男性員工的人數皆大幅多於女性員工，針對這點，團員們也好奇地詢問了與我們會談的部門主管，然而他們的回覆都是媒體工作的負荷較為吃重，如果只單單依靠記者在正式場合的提問，受訪者往往會以冠冕堂皇的言詞，掩蓋背後不為人知的真相。如此一來，記者們只能在下班時間，守候在受訪者的家門外，期盼他能「酒後吐真言」，因此採訪的時間大多是在深夜或清晨，這對於女性記者的安全來說，威脅太大了。
根據與談的NHK主管表示，就NHK男女記者的比例而言，早在1982年以前，連一位女性的記者也沒有，直到現在，女性記者的人數仍僅占整體的四分之一，並且很多都在三年之內就辭去工作。而NHK女性從業人員的人數也相當稀少，其比例約占整體的14%。對此，個人覺得日本媒體男女從業人員的比例之所以相差懸殊，除了媒體工作的負荷十分吃重之外，會否也與傳統日本重男輕女的觀念有關？如果是的話，那我覺得台灣媒體對於男女性別平等的落實，似乎是比日本好了一些，但這純屬臆測，還需進一步的證實。
 |
| 擴增實境的運用，讓電視上的明星好似與實體世界的兒童互動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NHK的互動式體驗行銷，在NHK的Studio Park裡，除了有討喜的NHK吉祥物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卡通公仔和海報。除此之外，更有Studio Park News的虛擬攝影棚，讓來訪的人們親身扮演新聞主播、氣象主播，以及棚內攝影師，體驗製作新聞的專業性與趣味性。參與者在即時顯示的螢幕上，就可以看見立即的播報效果。而在兒童遊戲區裡，還可以發現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的實際運用，螢幕上投射小朋友所在的場景，裡面卻有一位虛擬的角色陪著孩子互動，種種寓教於樂、身臨其境的體驗，都是拉近民眾與NHK情感的推手，這也是台灣公視在製播優質節目之餘，可以茲借鏡的地方。
東北行──311強震後的省思與反饋
在去年（2011）震驚世界的日本311大地震之後，今年青年訪日團的行程拉至東北的岩手縣與宮城縣，搭乘新幹線離開繁華的東京，看著窗外變化萬千的雪景，實在是在台灣怎麼樣也看不到的景緻。
東北的第一站是位於宮城縣的仙台放送，雖然是地方電視台，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且因位處地震頻繁的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為了因應突發性的災難，在棚內主播播報新聞的前方，即擺設一台隨時讓主播知道地震消息的電視機，以便能在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馬上向民眾放送最新的相關資訊。此外，電視台也在戶外的公共場所架設常駐式的攝影機，一旦發生地震或其他災情，只要馬上調閱，就能擁有第一手的即時畫面。對於記者，他們也有相關的教育訓練與心理建設，資訊透明化，是日本媒體共同監守的信念。這些危機處理的策略與SOP的因應流程，也讓同處地震帶的台灣，有了寶貴的學習對象。
除了我們對於日本媒體有興趣和疑問之外，東北放送的主管也對台灣所謂的「公民記者」（public journalist）和「公民新聞」（public journalism）感到好奇。在台灣，公共電視台的公民新聞網（PeoPo）提供公民記者發聲的平台，畢竟台灣的主流媒體遭受政治力與經濟力的影響甚鉅，有些牽扯到政府或財團利益的新聞，每每不見天日、無疾而終。而公民記者正好扮演互補的角色，透過非主流的另類媒介，將自己生活週遭隱而不顯的要聞揭露，除了監督政府，也對主流媒體產生壓力，讓重要的新聞議題從另類媒介溢散至主流媒介。公民記者「大暴龍」所揭發的苗栗大埔事件可為最佳例證。
然而對於日本媒體而言，相形之下，公民記者的存在似乎沒有那麼必要了。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公民記者」的存在是必要的，其角色與定位是正面的，是有助益的，但是當換了一套體制與結構，甚至是文化時，「公民記者」的重要性就相對減弱了。曾經，我覺得日本的「記者俱樂部」是很封閉的制度，其內聚與排外的性質讓我不敢苟同，不過在一次與蕭蘋老師的言談中，我才發現這是一種專業的門檻，也是一種認證的機制。台灣的記者常常被人家批評沒有專業素養，在採訪前沒有做好該做的功課，甚至是人人都能當記者的現象，除了結構性的問題之外，確實是沒有適當的認證制度。以此為鑑，台灣如能有專業的評選機構，但不是政府，再落實媒介素養教育，也許能從根本改善台灣媒體的體質。
|
 |
仙台放送在311地震後肩負起穩定民心的重大職責 |
播放即時地震資訊的電視，讓主播能第一時間傳遞消息 |
9日行程，20位團員，一輩子美好的回憶
本次參訪，著實讓我開了眼界，不僅僅是媒介相關知識的體悟與增長，在食衣住行上，我也有了全方位的新奇體驗。學習搭像迷宮一般的日本地鐵，在一片日語的文字海中購買餐卷，搭乘新幹線穿越日本的都會與鄉鎮，和民家主人共飲台灣高梁與日本清酒，生平第一次在白雪皚皚的冰天雪地中滑雪，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團員們一起泡著冰火九重天的溫泉……，能夠參與本次的青年訪日團，我真的覺得非常幸運，彼此之間交織與激盪的友誼，才剛從這裡開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