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銓講座教授為知名國際傳播學者，曾任教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與城市大學等名校傳播系，於兩岸三地作育英才無數，致力於華人傳播學界的教育與發展。

▲李金銓教授以豐富的學識說明傳播研究的現況與發展。

技術發展的影響　「人」仍是核心
座談會開始時，李金銓教授以回覆高雄科技大學陳志賢教授所提出大數據、人工智慧等資料科學（data science）對傳播學界的影響和發展破題。他認為，科技無法取代人，雖然技術的發展確實會對產業、生活發生重大影響。人工智慧是福是禍？還是福禍相倚？仍需要思考。他強調「大數據其中的意義仍需要人來解釋，因事物的存在有賴於意義的描繪。」

而將科技發展議題拉回至傳播理論層次來探討，便是科技決定論與政治經濟決定論的範疇。他認為，若將決定論的極端論述當作「邊界」（Boundary）來設定焦點，便能從中找出各自關懷的終極目的，不論是科技決定論抑或是政治經濟決定論都各有所長，不同條件下的語境與脈絡便會從中產生重大的作用。

▲行傳所所長蕭蘋（左）與李金銓教授（右）於座談後合影。

大數據如何應用　發覺理論的洞見
高科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系曹琬凌助理教授則提問，大數據所留下的數位足跡能否可能成為相對於人類學「厚描法」（thick description）的「厚數據」（thick data）？李教授表示，科技確實能蒐集全面的數據去預測社會行為，但它所引發的後續效應，是道德倫理能夠處理的範疇嗎？人能夠接受所有數位足跡都被數據資料庫所記錄下來嗎？

不過，他也說到大數據與個案研究是互補關係。大數據確實可以預測大趨勢，但在個案研究當中，小樣本結構可以發現「同中求異，異中求同」的意義，並從中提煉出智慧與洞見。他強調「研究個案並非僅專注個案本身，而在於能否層層挖掘出個案本身的意義。」

傳播研究的瓶頸　學術需具備「公共性」
行傳所所長蕭蘋則問到當前台、港、中三地傳播研究的現況。李金銓認為，台灣學術界的信心與野心不夠，僅僅只是複製美國經驗，而中國學術卻發展快速，好學深思的風氣也逐漸形成。他建議，台灣學界仍需多加提問，不必妄自菲薄，盡可能地跳脫美國實證主義的框架。

蕭蘋另問到當前台灣傳播學者在研究本土議題和中國議題上所受到的國際關注差異，對此，李金銓建議，若能將在地經驗、文化情懷等，提升至放諸四海皆準的理論意義，並藉由以小見大的理論洞見，就能提升台灣本土議題的能見度。

此外，他更說明社會科學最重要是看待世界和社會的方法，對問題要足夠敏感才能發展出累積性的問題。同時他也強調「學術必須要有公共性」，以公民身份影響社會，保持對社會的關懷，才能以學術視野對民主產生貢獻。

▲李金銓教授（中）與與會學者、研究生合影。

學術生涯50年　思想與經驗的積累
行傳所鄭安授教授則問到「綜觀過去學術生涯，李教授對學術的理解是什麼？」李金銓認為「最簡單的事物最難回答」，過去五十年的學術生涯中，雖然學中有術，但研究技術僅是事半功倍的手段，也須考量到工具的適用性。不過，相較於分析工具的精良，他更願意閱讀具有洞見的文章。

譚躍教授則針對研究生的論文選題提問，似乎很多學生沒辦法聯想理論與問題的關聯性，使得研究無法聚焦。李教授則表示，模仿本身就是好的學習方法，在理論的聯想當中發展對於問題主幹的看法，以戰略性的方法寫文章，層層觸近問題的核心。

最後，李金銓談到面對過去多年的學術生涯時，需要從中找到工作中的樂趣。他也勉勵在座的研究生，學術研究除了能夠提升看待世界的視野外，也能讓人生受用無窮，不論未來是否持續進行學術工作，仍需保有對事物的好奇心。

▲陶振超教授（首排右四）、譚躍教授（首排左三）與修課同學合照。

心理學、傳播學的交界　認知取徑的重要性
陶振超在加入交通大學前，即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包含台灣首次網路使用者調查、參與天下雜誌新媒體部門的成立，也曾成立網路公司。任教後更成立「傳播與認知實驗室」進行傳播、視覺心理學以及生理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他直言認知取徑研究是台灣，以及整個亞洲都需要的研究。

陶教授表示，傳播研究關注的是資訊處理過程以及社會網絡，若能夠加上認知取徑，就能更有效了解「大腦如何處理資訊」，進而以心理學論述重新檢視傳播理論與使用者研究。研究結果可以解答實務界與學術界的疑惑，並促進產學合作。

業界與學界之所以重視認知取徑的傳播研究，在於若能了解人類形成注意力的機制，便能有效的提升傳播效果。其中，人類視覺系統對資訊處理的過程是值得研究的。人類的「驚鴻一瞥」，能夠產生多少注意力，且能處理多少資訊呢？陶振超以「人類能不能分辨廣告」為例，說明人眼受到外在刺激時，是否能夠辨識出觀看內容所要傳達的涵義。藉此測量人們是否有接收到廣告刺激，便能夠理解閱聽人注意力的形成過程，相關研究也能夠應用在行銷、政治傳播等議題。

▲陶振超說明認知取徑的應用與相關研究。	▲陶振超以心理學實驗說明注意力的形成。

你在看哪裡？　眼動儀一測就知道
陶振超以眼動儀實驗解釋人類選擇性暴露的問題。他以四個不同的議題觀察受測者眼球的反應，發現不同立場傾向的受測者，其眼球運動軌跡會有所不同。他也以產品置入為例，運用眼動儀了解何種情境才能夠吸引閱聽人眼球。換言之，眼動儀可以呈現廣告訴求是否有被閱聽人所知覺。

大腦在視覺資訊處理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視覺錯視就是大腦認知與視覺感知的差異。陶振超以「史楚普實驗（Stroop test）」說明視覺與大腦認知的差異，此實驗測量受試者對字義的認知是否會影響其判斷色彩的能力。由於顏色與文字具有雙重意義，受試者的反應會受到認知差異所干擾。而眼球運動是感知的過程，大腦則會因應不同程度的認知，分配不同的注意力資源以處理接收到的資訊。

認知取徑研究強調的是注意力控制下的資源分配，藉以解答媒介訊息的效果。陶教授表示，注意力機制可以分為目標導向的控制處理機制，以及刺激導向的自動處理機制。前者是尋求閱聽人「想要」觀看的內容，後者是受到外在刺激而產生的生理反應。對此，他指出認知取徑除了提供直接影響閱聽人的媒介效果證據外，也讓研究者對閱聽人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李金銓認為應要提高理論的價值與意涵。

你儂我儂的國際傳播　交互融合的文化視野
李教授表示，過去不論是傳播、教育、環境等研究都是「美國霸權」，雖然需要向其學習，但也需「異中求同」。他以中國陰陽哲學的「對立與融合」與管道昇的「我儂詞」強調國際傳播應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種相互滲透、學習的過程，而非單一的霸權論述。此外，若要以在地經驗為主體，並培養看待世界的視野，也需長期的對話才能相互理解。

傳播的啟示與轉向　以小見大的重要性
1960年代開始，發展傳播為當時的顯學，主要討論如何透過大眾媒體以促進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李認為，媒介具有移情作用，它讓閱聽人得以接觸外在的新興資訊，但發展中國家如果大量複製美國經驗，會消彌其內在的社會因素。

他也以創新傳播的理論說明，雖然研究在不同的國家施行，但卻也僅是「美國研究的再生產」，無法看見跨文化的差異性。因此，對李金銓教授來說「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內涵是無法分割的，現代沒有傳統的基礎無法生根，美國的傳播經驗是無法被具有不同特性的國家或文化所複製。

自然科學是針對事件的普遍性概述為簡單的公式，人文科學處理的則是事件的特殊性，社會科學則位於兩者之間。李金銓說：「希望有經驗的特殊性，也要有理論的普遍性」，尋求事件共通的意義，將其置放於更大的場域當中。也就是透過「以小見大」的視角，將在地經驗擴大為人類世界的意義。

▲李金銓教授（前排紅衣者）和行傳所師生合影。

在地經驗的詮釋　抽象階梯的攀爬與提升
李金銓認為看待世界的方法可以畫分為兩種：實證主義與解釋主義。實證主義能夠簡潔說明事物因果關係，但不要全盤地相信；而解釋主義則能夠看到其中的複雜性，但需要賦予它井然有序的解釋。換言之，傳播語境中的意義，就像洋蔥需層層剝開，單獨觀察其不同的風貌，並非是實證主義下簡單、直線的模式。

李金銓也以韋伯的論述說明，研究複雜的現象需要足夠的因果關係與意義來賦予秩序。研究者須以「在地與生活經驗」發展核心的議題，並從中提升理論的層次，攀升「抽象階梯」以觸及理論核心。也就是說，應以在地經驗的特殊性提升至理論的通則性，而非將通則性應用至特殊性。

最後他提到，透過「具有理論意義的具體問題」探求個人的終極關懷，才能夠有效的提供理論的洞見，並運用在地經驗解釋人類行為的意義，藉由觀察世界運行的模式，了解華人傳播與西方傳播互動的地位與角色。